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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经济崛起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最有利条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日期:2017-06-30 浏览次数: 字号:[ ]

新闻链接:中国经济崛起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最有利条件


摘要:无论从微观层面谈语言学习的动机,还是从宏观层面上谈语言传播的决定因素,经济因素在当今世界语言国际传播中都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人海外旅游和海外购物的剧增,都使得汉语的经济价值以及其他方面的需求在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不宜绝对化地采用“实用语言导向”或“文化传播导向”,而应当以不同国家和地区人群的具体需要为导向。

一、引言

我国国民经济“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期间“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的要求。汉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语言传播可以潜移默化的传播文化”(孙强,2012)。近年来,关于汉语国际传播的多数研究都认为语言的国际地位受到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吴应辉(2011)认为,虽然语言国际传播依然是主要依靠国家的“硬实力”,然而硬实力内涵的重点已经转移到20世纪之后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其中经济实力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少,如郭熙(2007),邹嘉彦和游汝杰(2001),张黎(2012)等。应该说,学者对于经济因素影响汉语国际地位的结论达成了一定共识。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经济因素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的具体机理研究不足,尤其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具体影响研究仍显不够。即使我们认同经济因素是影响语言传播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其具体影响机理,那么无论是企业层面、教育机构还是政府层面,就可能无法做到“顺势而为”,让经济发展与语言传播相互促进。因此本文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尝试,从微观层面的语言学习动机、宏观层面的语言传播路径,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具体促进作用等几方面进行论证,希望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崛起已经为汉语国际传播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们在推进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应当顺势而为,利用这种有利条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经济因素在语言国际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决定作用

(一)工具性动机是个体汉语学习的主要动机

从微观层面上看,语言国际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人们语言学习的动机。影响深远的Gardnet & Lambert (1972)创建性的“社会心理模式”将语言学习动机确定为融合型倾向和工具型倾向两种。当前国际上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工具型动机才是语言学习的有效动机,至少在英语教学界,工具型动机具有压倒性优势(张莉,2015)。对于汉语这种国际地位还远不如英语的语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所创造的工作机会、国力迅速增强所带来的了解中国之必要,也成为国外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动机(周殿生和靳焱,2013;林羽和王建勤,2011;李向农和魏敏,2015;雷莉和倪亮,2014)。美国《新闻周刊》指出:“外国人学汉语的理由很充分。中国经济正在迅速崛起,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学会说汉语,不仅能更好地和中国新富们交流,还能促进双边贸易关系(孙强,2012)。

即使初始动机是工具性动机之外的因素,来华学习之后,工具性动机也变得愈发重要,对学习动力的影响增强。丁安琪(2015)发现,“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本国跟中国密切合作关系的影响”对于提升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或努力程度起到显著作用,而“用中文跟中国人交流”这一动机对于他们提升汉语学习努力程度方面的作用却显著下降了,说明了“工具型动机”在增强,“融合型动机”在减弱。张莉(2015)发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他们觉得汉语很有用”。

不同国家和地区学员学习汉语的动机有差别。如美国学生学习汉语更多的是由于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感兴趣,对获得学分或因父母要求等外部动机的认可度较低(冯丽萍等,2013),职业动机、外部动机远低于亚非学生(江新,2007)。

(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经济因素成为语言国际传播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历史上,当前世界主要语言的国际化道路都是以武力“殖民殖语”的刚性传播为基础的,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种方式已经不再可能,语言国际传播所依赖的国家“硬实力”内涵重点已经逐渐转移到 “经济、军事和科技”上,其中,经济实力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元素。20世纪之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和阿拉伯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此消彼涨,其主要解释因素就是相关国家的经济实力,比如英语的国际性继续增强是因为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高(吴应辉,2011)。

随着语言国际传播从以军事实力为主导的“刚性”传播向以经济实力为主导的“柔性”语言传播转变,语言国际传播的战略会有很大不同。刚性传播以“供给方”意愿为主导,需求方被强制要求学习某种语言,而柔性传播则必须以“需求方”为主导,供给方为满足其需求而竞争。即使考虑到语言的“公共产品”性质而需要政府制定出语言国际传播政策,该政策也一定需要以更“微妙”的方式呈现。比如在英语成为新加坡官方语言的过程中,没有经过任何表面上的“强制”,虽然政府制定了以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目标,但现实中一直是以儿童家长的选择为主要动因,家长可以在让孩子“上华校学英语”或者“上英校学华语”的问题上进行选择时,“家长会选择一种能给孩子一生带来有用知识的语文”(吴熙,2008)。不仅如此,“每当新加坡出现一些强化华语母语教育的政策,反对声并非来自其他族群,更多的是华人社会自己”。背后的原因是当时英语走强和中国发展停滞的时代背景。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实力发展壮大,新加坡又重新开始重视汉语。2002年,在新加坡国庆日集会上,新加坡总统鼓励投资者要运用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来与中国公司合作。在致辞结束语中他直接指出:“……要想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新加坡人必须要能够熟练使用汉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如何改进汉语教学,培养懂中国文化、历史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备双语能力的华裔精英(Mary Mathew, et.al.,2005)。

从语言经济学角度看,一国经济的发展会提升其语言的经济价值,提高该语言的边际效用,同时降低学习该语言的边际成本。周端明(2005)认为,使用某种语言的收益和成本都是“该语言使用者人数”的函数,任何语言都存在“使用者人数的最小有效规模”,这个规模越小,该语言的生命力越强,越易得到传播。只要超过这一规模,语言收益就开始大于成本,而且超过得越多,收益大于成本的程度就越强,语言传播就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周端明(2005)的模型清晰地说明了语言传播的“路径依赖”或“网络外部性”,要想让语言传播更快进入这个“快车道”,就要降低语言使用者人数的“最小使用规模”,而语言使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是使这一“最小使用规模”降低的最重要因素,因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外部社会与它交流、交易往来越多, 收益就越多。同时,为了与该地区交易,外部社会就不得不学习该语言,导致该地区语言的扩散,这又增加了该地区的语言潜在收益。所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 该地区的语言收益就越高。

根据这一理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为它提高了汉语的收益,从而降低了汉语生存的“最小有效规模”。下文将从更加具体的层面描述中国经济崛起对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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